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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書院教育的理念與方法

                    作者:湖南大學岳麓書院教授、博導  肖永明

                    書院萌芽、肇始于唐代,定型、興盛于宋代,普及于明清,最終在清末因學制改革而從制度層面退出歷史舞臺。在千余年之中,眾多儒家士人立足書院講學授徒、讀書著述、藏書刻書,致力于文化傳承、研究、創造、積累與傳播,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社會。

                    古代教育的制度創新與書院的精神特質

                    書院的性質不同于官學,區別于國家教育體系內的各類學校,辦學具有相當大的靈活性,經濟來源主要依靠民間捐助。具體而言,書院制度在幾個方面的創新性非常明顯。書院有自主聘任名師宿儒擔任山長和教師的選聘制度,既可以保證書院師資的學術水準,又能使書院在學術風格上體現自己的特色;書院有學生擇師而從、自由流動的生徒管理制度,體現了在教學中對學生主體性、自主性的尊重,這是官學所無法比擬的優勢。書院有鼓勵師生切磋砥礪、質疑問難的教學制度,與強調統一、重視灌輸的官學教育形成鮮明對照,蘊含著催生學術創見的懷疑與批判精神;書院有邀請不同學派、不同思想觀點的學者同堂講學、互相論辯以及面向社會公眾開放的會講制度,克服了官學教育的僵化與封閉,使書院以一種兼容開放的嶄新姿態崛起于當時社會,承擔起創新學術、教化民眾的社會責任??梢哉f,書院制度是儒家士人秉承儒家的教育理想,基于對當時教育弊病的反思而探索出的一條教育發展新路徑。這一創新使書院具備了超越當時其他辦學形式的獨特魅力,在不同歷史時期煥發出強大生命力,促進了中國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

                    作為教育制度創新的產物,書院在漫長的發展歷程中形成了自身獨特的思想觀念、價值追求、文化傳統、教育理念、辦學風格,逐漸積淀、凝練為一種具有特定內涵的精神價值,這就是書院精神。雖然不同時代、不同書院的書院精神各有異同,但總體而言,書院精神可以包括如下幾個方面的內容:第一,以“成人之道”為主旨,重視人格養成的人文精神。從朱熹的《白鹿洞書院揭示》到眾多書院的學規、書院記等各類文獻中,我們可以看到書院對人格修養、品德養成的高度強調;第二,擔當天下、傳道濟民、教化社會的經世精神。書院要培養的,是具有高度文化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具備致君澤民能力的經世之才,而不是汲汲于功名利祿的、“天崩地解,落然無與我事”的陋儒;第三,窮本探源、極深研幾、實事求是的探索精神。書院士人窮理盡性,關注對大本大原問題的探究,致力于深入的理論探討,努力為重建秩序、安頓人心奠定堅實的理論基礎;第四,不囿成說、不斷超越、與時偕行、引領學術思潮的創新精神。書院獨特的氛圍,自由的學風,激發了士人的創新意識。宋代以后中國思想史上的幾次學術創新,都是與書院相聯系的;第五,有教無類、自由講學、兼容并包的開放精神。許多書院招收學生不拘一格,沒有出身、地域限制。同時邀請不同學派學者講學論辯,包容、接納不同的學術觀點。第六,鼓勵學生自主學習、師生之間質疑問難的自主精神。書院在尊嚴師道的同時,尊重學生主觀能動性,將老師視為學生求學問道的同路人,師生之間平等交流。疑難之處,師生互相探討論辯,學生的自主性得到充分體現。

                    書院教育的理念與方法

                    書院最為核心的功能和主要目標是人才培養,提出了立德為先、修身為本、經世致用的教育理念,體現了與以科舉功名為目標的“俗學”分野,抓住了教育的本質。在宋代前期,因為國家對人才需求的迅速擴大而官學不振,書院教育定位于從數量上補充學校教育的不足,但辦學模式上仍趨同于官學,衡量書院辦學成就的標準也主要是學生在科舉考試中的表現。但是到南宋時期,在士人學子愈發熱衷于科舉功名,追求功利之風日益熾盛的情況下,不少有識之士對當時教育的弊病進行了理性而深刻的反思。朱熹曾說:“熹竊觀古昔圣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朱熹基于儒家的教育理想,思考教育的宗旨,指出教育的目的應當是明理修身、經綸世務,而不是謀取聲名利祿。而當時主教岳麓書院的大儒張栻也在《潭州重修岳麓書院記》一文針砭時弊,對學子殷殷勸勉:“侯之為是舉也,豈將使子群居佚談,但為決科利祿計乎?抑豈使子習為言語文辭之工而已乎?蓋欲成就人才,以傳斯道而濟斯民也。”明確提出了以“成就人才,傳道濟民”為導向的教育宗旨與目標。這些教育理念的提出,重塑了書院教育的靈魂,提升了中國古代教育的品質,使書院教育得以回歸根本,面貌煥然一新。

                    圍繞人才培養目標,書院實施了一系列的頗具特色的教育方法。首先,書院注重在尊師重道基礎上構建密切師生關系。書院先賢致力于恢復儒學的師道傳統,強調師道對于人才培養的重要意義:“后世之人才所以不古如者,以夫師道之不立故也。”立師道,則要求老師自身學行高深,使學生能夠就近取譬,以老師為楷模。所以,書院總是選聘經明行修的碩儒名師擔任山長、掌教,讓學生“慕而從,從而服,服而思”,產生仰慕與向往。在此基礎之上,書院先賢努力構建密切的師生關系。書院師生以道相交、密切互動、教學相長,師生之間感情篤厚。在這種師生關系中,老師不僅深度了解學生的志趣個性,因材施教,還經常和學生分享學習經驗與人生感悟,以學生的點滴進步為樂。岳麓書院山長歐陽厚均“與諸生文行交勉,道藝兼資”,見到學生彬彬有禮,雅雅得體,雍容進退,欣慰不已。學生則視老師為良師益友,對老師其人與其所傳之學都會產生深刻的認同,由此產生了“親其師信其道,尊其師奉其教,敬其師效其行”的效果,形成了持久的學習興趣和動力。

                    其次,書院實施靈活多樣的教學方式。書院強調學生以自學為主,反復思考之后,可以與同學商討,仍有疑難,則與教師一同討論。教師則定期講授,釋疑解惑,引導學生進一步思考。日常教學活動之外,參加書院的會講活動,聆聽、參與不同觀點的論辯交鋒,也是書院生徒學習的重要方式。此外,書院還會在春秋二季、每月朔望祭祀先圣先賢,師生共同參加,在進退周旋之中學習禮儀,涵養性情。教學的地點,也不拘一格,可以是在講堂之內,也可以是在室外乃至書院之外的各種空間、場所。在許多書院史料中,都可以看到書院師生共同徜徉于山林泉石之間,隨處講論,隨機提點啟發。1167年,朱熹曾經率弟子從武夷山前往岳麓書院論學,而后又與張栻率眾弟子登臨南岳。王陽明也經常帶領弟子登山臨水。其弟子甚至認為,王陽明“點化同志,多得之登游山水間”。清代岳麓書院山長羅典“晨起講經義,暇則率生徒看山花,聽田歌,徜徉亭臺池塢之間”,“隨所觸為指示”。眾生徒“或羅坐花間,或侍立月下,或隨行澗沼、墩徑間,談經道古,內而心性,外而身世之故,凡所欲聞者無不聞,而皆有以洽其意而饜其心”。這些極具畫面感的敘述,生動呈現出書院教學方式的靈活性。

                    再次,書院鼓勵師生之間質疑問難,切磋論辯。朱熹等書院先賢提倡鼓勵學生讀書應當有質疑的精神:“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卻要無疑,到這里方是長進。”他與張栻在岳麓書院討論“中和”之義,“三日夜不能合”。在長期的學術交往中,二人相互切磋質疑,決不茍同:“有我之所是,而兄以為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議。”從《朱子語類》中我們可以看到,朱熹與弟子門人有長期而深入的切磋討論。宋儒呂祖謙在麗澤書院《規約》中稱:“凡有所疑,專置冊記錄。同志異時相會,各出所習及所疑,互相商榷,仍手書名于冊后。”清康熙末年岳麓書院山長李文炤在所訂的《學規》中,多處要求學生質疑辨難:每日講經書時,“端坐辨難,有不明處,反復推詳。”碰上老師不明白的,就記錄下來,“以待四方高明者共相質證,不可蓄疑于胸中也。”每月作文,若對老師批改有疑惑,“即攜原卷相商,以求至是。”對于教師的著作,學生若有疑問,“即與之以相商焉。”到乾隆年間岳麓書院山長王文清所訂的《學規》中更明確鼓勵學生“疑誤定要力爭”。陳宏謀所訂岳麓書院《條規》規定,上堂講書時,諸生若有疑問,可以隨時“登堂質問”。這種對獨立思考精神的鼓勵、對批判性思維的重視,是培養創造性的重要方式。

                    最后,重視環境育人。書院先賢意識到優美的自然環境、良好的人文環境對于人才成長的作用,不僅在創建書院時往往選擇遠離塵囂、清幽宜人之地,而且總是在書院中營建各種園林景致,為師生提供優雅的讀書環境。如乾隆年間羅典掌教岳麓書院期間,曾經辟隙地作園池,并取“其行根多而繼增不息”“易生”“易實”之寓意,選種松竹、桃李、紫薇、荷花等卉木加以點飾,建設“書院八景”。希望書院學生能夠“晨夕出入,會心不遠,皆得蠲塵俗以親雅意,略戔小而與大觀”,在幽雅的環境中陶冶性情,涵養氣質。對人文環境的營造,書院先賢尤為措意。從書院建筑的布局、形制、規格,到亭臺樓閣、齋舍、景觀的命名,到各類匾額、碑刻、楹聯、畫像的具體內容,都蘊涵著豐富的儒家精神價值,其目的就是營造濃厚的文化氛圍,讓學生藏修游息,都能在無形中受到熏染和影響。如明代弘治年間岳麓書院繪朱子“紫陽遺跡”并勒石置于尊經閣,希望各位生徒能夠“興起其尊賢、尚德之心,而思讀其書,以學其道”。在壁上大書《白鹿洞書院教條》,以便于生徒朝夕探討服膺,不負先儒之教。

                    書院教育傳統的借鑒意義

                    書院教育高度重視人格修養、品德養成,強調“立品為重”“立德為先”,把品德修養作為人才培養的第一要務,追求“求道”“求學”統一。這一價值導向對于糾正當前人才培養過程中重知識傳授而輕道德情操培養、人格養成,人才評價過程中重學業成績、科研成果而輕思想品德表現的偏向,落實立德樹人的根本任務具有重要意義。

                    書院教育批評以科舉功名為鵠的的個人功利主義,強調傳道濟民、經世致用的教育宗旨,以天下為己任,在國家、社會的廣闊視野之中定位人生的價值與意義。這有助于我們反思當前教育中片面追求升學率而忽視人的全面發展、重應試技巧而輕綜合素質培養、重學生自我設計而輕社會責任感與家國情懷養成的弊病。

                    書院教育強調學生自主學習,教師只是作為引路人適時點撥啟發;鼓勵學生對教學內容質疑問難,師生之間、學生之間就疑難之處加以商討辨析;同時也以兼容開放的態度,邀請不同學派學者講學論辯。這是對學生主體性的充分肯定,對批判性思維的提倡。借鑒這一做法,有助于克服目前教育中存在的教師滿堂灌輸,學生積極性、主動性及深入探究的動力不足的傾向,培養鍛煉學生對不同觀點的辨別能力,激發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與創造力。

                    書院教育重視在尊師重道基礎上建構密切的師生關系,強調教師以品行、學問為學生樹立楷模,師生之間交流互動頻繁,感情篤厚。在此基礎之上,教師根據學生氣質、稟賦、興趣進行個性化指導。今天,師德師風建設面臨諸多新挑戰,規?;k學條件下也出現了師生之間交流互動減少、因材施教原則難以貫徹等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古代書院教育的歷史經驗尤其值得借鑒。

                     

                    [責任編輯:周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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